有人说，误尽苍生是语文，而我却要说：误导语文是吕老。

　　1978年，吕叔湘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 上大声疾呼：“十年的时间，2700多课时，用来学本国语文，却是大多数不过关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……这个问 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？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，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？”吕先生的这篇文章，曾被誉为“一声惊雷”，引起语文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很大的震动。屈指一算，尔来二十有五年矣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二十五年来，人们为了“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，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”，最终发明了“语文课本＋教辅资料＋学生作文选＋频繁考试”的急功近利、快餐式的教学方式，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（如强调吟诵背读、整体感知、直觉领会、主张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强调积累，注重涵养，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等）几乎丧失迨尽。二十五年来，中小学语文教学一直没有起色，“少慢差废”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。这不，去年深秋时节，徐江教授又来发难：“我就是要搅乱中学语文教学”。

　　吕先生的“一声惊雷”，误导苍生二十五年，给语文教学带来的不是福祉，而是灾难。那么，症结到底何在呢？

　　首先是因为标准的错误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吕先生所谓“过关”标准定然是高考分数了。

　　高考是选拔人才的考试，要选拔的人才可以说是百里挑一，试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说到试题，连大学的文科教授都感到吃惊，比如一项语音，要掌握得比播音员还精通。在规定的时间内做有相当难度的试卷，大多数学生当然要纷纷落马，过不了“关”。不是有许多作家和语文专家都亲自做过高考题吗？结果成绩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。著名作家王安忆写的高考作文，也被判为不及格。十几岁的中学生考不及格就更不奇怪了。所以有人说，语文高考是脱离真实语文能力的另一套系统，它专为考试而存在，并且只被那些备考高手所津津乐道。就是平时的考试，也是照高考的葫芦画瓢，都是难过的“关”。学生的知识有限，试题的变幻无穷，即使孔子再世，也难起死回生。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，只要是拿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标准，学生语文永远都将是“大多数不过关”，语文教师永远只能在“少慢差废”的责骂声中痛苦挣扎。

　　吕先生的时间账也是经不起推敲的。“2700多课时，用来学本国语文，却是大多数不过关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”“2700多课时”意味着什么？按平均每节课40分钟计算，才1800小时，假设每天拿6小时专门学语文，才学了300天。不到一年时间，要求大多数学生过那连“连大学的文科教授都感到吃惊”的语文高考关，这才叫咄咄怪事呢。多少专家学者皓首穷经，也有出乖露丑的时候呀。

　　普通人“大声疾呼”，即使雷霆万钧，也不会有人理会，错了也就错了，但偏偏是语言学宗师辞书学泰斗著名教育学家吕叔湘先生说的，偏偏是在真理标准尚在讨论偶像崇拜尚在盛行的年代说的，每句话就是真理，就是“惊雷”，他说“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”，大家就格外地重视，他说“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，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”，大家特别研究起来。人们想都不想就照办了。可是，因为标准是错误的，人们只能是在死胡同里挣扎，永远找不到活路。

　　吕叔湘先生那“一声惊雷”是他74岁的时候发出的，因为标准高不可及，导致语文的教学改革走上“改革——失败，再改革——再失败”的怪圈，这恐怕也是先生始料未及的。这不禁使我想起另一错误运动。1966年，73岁的毛泽东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，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得到了拨乱反正，吕先生的“一声惊雷”也该正本清源了，给语文教学一个公正的评价标准，才能使语文教学教研走上健康的轨道。

　　刘半农先生曾说：“我在教授之前，即抱定一个极简单的宗旨，曰‘使学生人人看通人应看之书，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，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，及其职业所必作之文。’更作一简括之语曰‘实事求是’。”这样的标准来就实用客观得多，用它来衡量，我想大多数学生是能过“关”的。

　　让我们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，去开创语文教育的新天地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