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首生命历程，，总觉岁月匆匆！那是30年前，我去甘肃省靖远县某部服役。父亲日夜思念，不由得常常落泪，引起视力急聚下降。两年后左眼失明，右眼视力也在弱化。至今，年事80的父亲已经双目失明，令我每每感伤不已！他那平凡而坚强的一生，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农民的艰苦生存史、奋斗史！
一 我的老家叫堰河村。它地处渭北塬周公庙遗址凤凰岭南麓，岐山县城西郊。受周公遗风影响吧，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曾经是全国有名的卫生工作的一面红旗。 祖父目不识丁，以打铁为生。每天不等天亮，他就起床生火炉，把煤炭、铁砧、铁锤、要加工的小农具装上一辆木推车。吃罢饭就在“吱吱哑哑”的车轮乐曲声中，来到县城西关安营扎寨，开张经营。 祖父体格健壮，皮肤黝黑，是铁匠的行家里手。一摆开摊子，他就左手紧握铁钳，右手挥舞小锤，霎时间锤声叮当，火花四溅。人称铁匠活儿是红脸“关公”出山，水中滋滋“鏖战”，变成黑脸“包公”……不一阵，一根根铁钉、一把把铁铲铁勺、一件件铁器小农具就摆满一地。于是取活的，定做的，围观的，热闹异常！ 祖母张氏，是北山脚下张家庄一大户闺秀。她瓜子脸，柳叶眉，长得俊美。是祖父的手艺和信誉，赢得了这家大户的赏识。祖母识字不多，但泼辣灵透，结婚后也戒掉了大烟瘾，咬着旱烟锅，管起了这个贫穷的家庭。 父亲一九二六年十月初十来到这个世界。那年祖父37岁，祖母29岁，正值兵慌马乱，加之祖母在父亲出世生的前几胎都未养成，父亲出生后为了禳祸免灾，让他健康成长，取名禳成。可灾难却接踵而至，由于土法接生不讲卫生，就在父亲出生后得了俗称“四六风”的破伤风，抽风不止，浑身紫青、牙关紧咬。祖父赶紧叫来了隔壁的“神大妈”和接生婆，又是艾灸又是针扎，数日后父亲的抽风才渐渐停止，活下命来。 那个年月，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多灾多难的。不久就遇上了民国十八年年馑，人人饿皮包骨头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一时间村头没了人影，祖父的生意也难以为继。父亲七岁那年，祖父因病逝世，家庭生活更是跌入了万丈深渊。为了活命，祖母不得不狠着心托人把姑姑和三叔让抱养走，靠纺线、织布，给别人桨洗衣裳，换点小钱来维持三口人的艰难日月。 在这样的家境中，父亲从小懂事，诚实勤快，不仅能替祖母干家务，带好叔父，还常去余家祠堂，爬在窗户外面听私塾先生给学生们讲书、教字。父亲对于文化的渴望感动了这位老先生，一旦看见窗外的父亲，就叫进屋听讲。就这样，父亲也识了不少字。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，把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背得滚瓜烂熟，先生在祠堂里讲的一些故事，回到家中也能给祖母和二叔父说得头头是道。祖母听了乐呵呵地笑着，不时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虎儿（父亲属虎），你将来定能成一条大虫呢！”十四岁时，父亲没有子承父业，成为祖父那样的铁匠，被祖母送到了祖伯父的店铺当了伙计。 刚入店时，父亲扫院、挑水、做饭、上门板、关店门。一年后就站起了柜台，晚上还向老店员讨教学算盘、学记账。不到半年，父亲就把业务学熟了，承担了上西安进货的重任。由于他进货销路好，常常受到伯祖父的夸奖，还给父亲取了一个大名——志华，晚上给父亲讲做人的道理，说些“古今”掌故。（记得在我的童年岁月，一有空闲，我家就挤满孩子，听父亲讲“古今”。父亲就被我们兄弟姐妹包围了，地上的木凳上也挤着邻居的孩子，人人都听得聚精会神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知道余家庄有个“故事大王”了。这些故事正是父亲在学着做生意的日子里的额外收获！） 父亲在祖伯父的百货店铺里干得很出色，薪水也比先前提高了一倍，每年能挣到四担多麦钱。祖母把这些钱和自己纺线、织布挣来的小钱，小心翼翼地存放到箱底。她省吃俭用，连旱烟也很少抽了，像每一个中国农民家庭一样，默默地为盖房子和给父亲取媳妇攒钱。 不久，在祖伯父的关照下，父亲修建了三间土木结构的新瓦房。第二年春天，又把母亲娶进了家。他终于成为一个顶门立户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！ 二 解放后，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我们家分得了1.9亩土地。加上解放前夕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的，共有4.1亩了。这些土地对于五口之家的贫苦农民来说，就是命根和希望。祖祖辈辈受苦受难，父亲和祖母看着那张大大的土地证，激动得热泪滚滚。 一九五三年夏天，上级关于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精神传达到了农村。父亲跑前跑后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成了配合“工作队”的活跃分子。我们家七口人和4.1亩土地入了社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，父亲开始了从一个普通农民走向跟gcd搞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。 那时可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。这一年夏天，麦子碾打完毕，母亲在往楼上背麦糠时从梯子上跌落下来。当晚，我来到了人间，在姊妹大家庭中排行第五。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，我成了祖母的心头肉。她把爱心的一大半，倾注在了我的身上，也变得年轻了许多。他把花白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在脑后挽成一个纂，那双有神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逢人便说个没完，走起路来又挺直了腰杆，里里外外地忙得更有了精神。 一九五八年，整顿农业合作社，父亲被乡亲们推选为余老庄东队（堰河三队）的生产队长。从此，父亲真正干起了“革命”，他整天顾不上小家，要为全队150多号人的大家穿衣吃饭过日子着想，要筹划队上那300多亩土地的耕种收获…… 三 俗话说：“能带一军，不管一村。”生产队长这个没有级别的芝麻官，可不好当。父亲起早贪黑地忙碌着，有时彻夜不眠。他每天一起床就出了家门，只有吃饭睡觉的时间才着家。每晌上工的铃声，都是他站在村里电杆旁的石头上敲响。他一拨一拨地派完活儿，也扛着农具下了田。收工前，他又要去各个劳动点上查看情况。 尽管这样的辛劳，因土地乏力，缺乏灌溉条件，在施肥、育种等等条件还比较落后的年代里，农业收成不高，每年缴过公粮后分给农户的小麦极为有限。农民们只能用粗粮奈活着肚子。作为缺乏劳力的多子女家庭，我家年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就断了粮，往往要从队上存粮不多的仓库中预借几斗玉米或高粱度日，盼望着好收成到来。 那时，不像现在当村长、组长每月还有“津贴”，而是和社员一样，也靠争工分参加分配。父亲每天挣得十分、母亲七分、大姐三分，上小学的大哥，靠放学后割青草也能挣一点工分。但年终决算时，由于兄弟姊妹多而被划入倒灌户——收不抵支的行列，每到收获的前一两个月，吃粮就断了顿，“预借”是常有的事。这时妹妹来到这个贫穷的世界，只能被人抱走。直到她长大出嫁，才与我们相认。至今，已过不惑之年的她一直对此事“耿耿于怀”，每逢提及，母亲也常常伤心落泪。 1958年，中央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“三面红旗”，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，到处蔓延。那一年搞大炼钢铁运动，农村也架起了小土炉，发动社员到处搜腾烂钢废铁，连锅也被一家一家收去送进了土高炉。结果不但没有炼出钢铁来，社员家家紧张，干部个个挨批，要为一村人的吃饭穿衣操心的父亲，左右为难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生产队又开办起了公共食堂。每天两顿饭都按时敲钟，统一领取。那时，我快四岁了，玩耍的时侯，只要听见队上钟响，拔腿就往家跑，还边跑边喊：“打饭了——打饭了——”等跑到家里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常常看着姐姐和哥哥提着坛坛罐罐，去食堂领饭，我就钻到祖母的房间，眼巴巴地等待着。在分饭时，我就赖在祖母的怀里撒起了娇。当把仅有的两个白面馍馍分给祖母后，祖母就塞给了我一个。我还是吃着手里的，看着婆婆碗里的。祖母望着我乐着。父亲却说：“你这么嘴谗？那个留给你婆吧！”大姐和大哥看着不吭声，而二姐三姐就拉长了脸。我似乎没看见、没听到一般，只顾使劲地啃着白面馍。 那个年月，政治运动从来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在那样的政治气候和环境里，当队长对上对下都更艰难。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、大炼钢铁的运动刚刚过去、农村又开展了“四清”运动。在运动中，我们队上的会计被划为“四不清”干部，多次批斗后被撤消了职务。在父亲眼里，那位会计是队上的“文人”，也是附近最有名的“铁算盘”。只是在管理队里食堂期间比较严格，得罪了一些社员罢了。为这件事情，父亲和“工作队”吵翻了天。“工作队”让父亲整整反省了半个月。 四 后来，家里又添了三弟、四弟。我们成了村上少有的有八个孩子的大家庭。毛主席说人多好办事，母亲被评为“英雄母亲”，还给她奖了个搪瓷脸盆（这个奖品一直陪我上完了高中，里外打满了补丁）。 父亲识字不多，很有远见，他把对知识的渴望全寄托在了子女的身上。他硬是把大哥供到了县里的最高学府——岐山中学。父亲还让三姐和我一起去上中学。家里要供三个学生上学，实在难为。母亲要让三姐辍学，三姐直哭。父亲把三姐紧紧地搂在怀里，伤心地说：“上学去吧！你大姐只上了三年学，就参加了劳动。你二姐从小帮大人做家务，没念过书，说啥也得让你好好念书识字啊！” 为了给我们挣学费，每年寒冬腊月农闲时节，父母亲就领着姐姐哥哥们上北山割柴火。每当鸡鸣后，厨房的风箱“啪嗒啪嗒”声、给架子车打气的“扑哧扑哧”声，就响得满院。之后，父亲站在院子里摸着黑收拾割柴的家伙，把五把镰刀挂在车胯膀上，两根扁担捆在车厢里，车后装上仰椅。母亲做好饭，就在院子里呐喊着大姐、大哥和二姐，催促他们快点起床、吃饭。姐姐哥哥都揉着眼睛，在厨房端起了玉米糊糊“唏溜唏溜”地喝着。吃毕，母亲把一些红高粱粑粑和几片夹粮馍馍装在布袋里，叫大姐背在肩上。父亲架着车辕，大哥拉着梢，母亲和两个姐姐跟在架子车后边，一路上山。直到月亮和太阳换班的时候，父亲架车辕，大哥拉梢，母亲跟在后面，大姐和二姐坐在高垒高垒的山柴捆上，才忽悠忽悠地回来了。 这样七八趟下来，卖掉的山柴钱就能凑和全家过年了。但父亲总要先留好我们三人的学费，其余的钱才办年货，哪怕少办一点，穷气一点。 父亲让祖母把家里仅有的一只老母鸡下的蛋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黑瓷罐里，待亲戚都舍不得拿出一个，到了我们开学前才来卖点钱作添补。父亲给我们每人买两支铅笔，再揭上几张黄麻纸，让母亲用线缝上几个小本本，每人分得两个。我和三姐很眼谗有钱同学的橡皮和油笔，常常看得发愣。我们的铅笔短得捏不住了，就夹在一节竹棍里使用到尽头。本子也是用完了翻过来再用。 家里吃盐倒油的钱，全由祖母冬天纺线和母亲的织布挣得。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纺车和织布机的交响声中度过。童年时代的这种交响曲，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脑畔。 就靠这样艰难的劳作，父母亲把我和三姐都供到了初中毕业。 父亲常对我讲：“我没有正式上过学，伤心一辈子。你要好好识文断字，给咱家争点气！”他还用“头悬梁，锥刺骨”的故事勉励我，一直把我供到了高中毕业。 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对父母的感情越来越深。我总认为，尽管当时的年代困难那么大，他们的负担那么重，受的苦和累又是那么多，但却默默地承受着。啊啊，中国农民的肩膀啊！正因为父母用自己的肩膀，挑着艰难困苦，做着超常的牺牲，才无怨无悔地把我们八个孩子，带到了这既贫穷又美丽的世界，一个个抚养成人。这不仅是爱心的结晶，也是对世界最神圣、最无私、最伟大的奉献啊！ 五 一九六六年初夏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迅猛，遍及全国。在农村，先在学校里掀起了揪斗校长、老师的热潮。那时，我和三姐正上小学四年级。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就被批斗了好几次。在县初中上学的哥哥，也随学校“红卫兵”代表团去了一趟北京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。他回家时，还给我们弟妹每人一枚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色语录牌。当时我们高兴极了，激动得一夜都没睡着。 那时所有单位都要每天要对毛主席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、表忠心。父亲身为队长，他衷心热爱毛主席，组织社员，在会议室里修建了供奉毛主席塑像的“请示台”。还给每户社员家门上方的土墙，刻制了半圆形的图案，中间有毛主席画像，周围闪烁着金光，外边是一圈“敬致毛主席万寿无疆”的红字。每家农户的门板上都喷着老碗口大的“忠”字。他每天都诚心诚意地给毛主席“请示”和“汇报”。这使得卫生村名气更大了，外地的工厂、学校、村队，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。 就这样能舍得掏出真心的生产队长，不久却被打成了“走资派”停职批斗。这是他万万没有�